小的时候看电视，新加坡电视里播出的电影多是华语片，我常看半夜、周末那些奇怪时段放的没人看的电影，虽然当时不知道是什么，长大后才发现原来那些都是张艺谋、李安等大导演的早期作品。当时有一位很喜欢的女演员，之后才发现原来是巩俐，那时我就看了《菊豆》和《红高粱》。
B=《外滩画报》 C=陈哲艺
“潜意识可能受到杨德昌的影响”
B：戛纳获奖之后重看自己的作品，有什么新的感受？
C：我现在很怕看自己的片子，因为看过太多遍之后就会有其他的想法，会发现一些不足和瑕疵。《爸妈不在家》原本是一部情感很强烈的电影，但是看了很多次之后，最初被触动被感动的地方会被淡化，甚至抹掉。它不是一部张力很强的电影，而是很散淡的小品似的作品。
B：在这部长片处女作之前你已经拍摄了几部短片，并且在国际电影节上取得了不错的反响，我看过几部，明显能发现和这部长片的相似之处。
C：2005 年，我的短片处女作《G-23》参加了戛纳电影节的外围单元“世界电影展映”（Tous les cinemas du monde），这个单元用 7 天的时间，每天选一个国家为主题放映电影。
陈哲艺
B：你是怎样走上电影道路的？
C：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对电影的热爱是植根于潜意识的。我记得六七岁或者更小的时候，第一次进入电影院看的电影就是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这部史诗电影的很多画面现在还留在我的脑海中。小的时候看电视，新加坡电视里播出的电影多是华语片，我常看半夜、周末那些奇怪时段放的没人看的电影，虽然当时不知道是什么，长大后才发现原来那些都是张艺谋、李安等大导演的早期作品。当时有一位很喜欢的女演员，之后才发现原来是巩俐，那时我就看了《菊豆》和《红高粱》。
从八九岁开始，我就参与了很多儿童剧场的演出。大概十四五岁的时候，我又陆续看了一些外语片，更是被电影这个媒介吸引住了。到十五六岁时，我已经开始读关于电影方面的书籍，想知道当时世界上的大导演是怎样拍出电影的，因此中学毕业之后自然而然就决定报考电影传媒系。
不过，当时新加坡并没有太多学习电影创作的机会，于是我选择了义安理工学院。它虽然是一个理工科学校，但是有电影传媒系，是一个三年的课程。参加“世界电影展映”的《G-23》是我的毕业作品。
影多以喜剧片和恐怖片为主，因此《爸妈不在家》的海报也被设计得喜感十足。
B：也许就是因为小时候常看电视，所以现在你的短片乃至长片都找来陈天文（新加坡著名电视剧演员）出演？
C：（笑）是的，我小时候总是在电视上看到他。后来在 2007 年的时候，我拍了《阿嬷》，参加戛纳短片的竞赛单元，也得到了一个最佳短片特别奖。当年的评审团主席是贾樟柯，今年在戛纳后台遇见他，我问他还记得我吗，因为 6 年前是他颁奖给我的。他说，哦，是那个关于奶奶的电影嘛。其实那是一部很私人的电影，因为讲述的就是我奶奶去世的事情，她把我带大，也很疼我。当时觉得很难走下去，很难面对她的离开，就想做一些事情，非得把它拍成一个片子，而且那个时候我正在服兵役，所以只能利用 7 天休假，很快把它拍出来。
B：那后来参加柏林电影节的短片《雾》呢？
C：它根本就是现在赵薇拍的那个故事，相似的感觉，讲的是两个未成年情侣的第一次。这也是我在毕业之后、去英国之前拍的一部作品。片名之所以叫《雾》，是因为我觉得它和青春有时候很像，迷迷糊糊，搞不清楚；搞清楚之后，雾反而散了。于是，我想用天气作为隐喻来讲青春。后来，我在英国念书期间又拍了《Hotel 66》和《Lighthouse》，后者也是我电影硕士的毕业作品，2010 年完成。我很崇拜李安，因此很想尝试在一个英语的环境下去创作，我不想只当一个很亚洲的导演。
《爸妈不在家》海报
B：除了李安之外，在你学习电影和创作电影的过程中，还有没有其他你比较欣赏甚至影响到你的导演？
C：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影响我，但是我自己很尊敬和崇拜的导演有侯孝贤和杨德昌。迄今为止，我最喜欢的电影是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虽然以后可能会改（笑）。还有日本导演是枝裕和，我也很喜欢；韩国导演李沧东是我近几年最欣赏的亚洲导演，他很厉害，会从一个很温柔的角度，用很细腻的方式去讲述一个很黑暗的故事。
B：回到被你称为“小小的电影，大大的心”的《爸妈不在家》上，它可以算是一部自传式的电影吗？电影的英文名字 Ilo Ilo 又是什么意思呢？
C：我小的时候，妈妈请来一个菲佣照顾家里的孩子。她照顾我们 8 年，直到我 12 岁。她离开的时候我很伤心不舍，继而逐渐习惯，乃至有些遗忘。而如今，我唯一能记起来的就是她来自菲律宾一个叫做 Ilo Ilo 的地方。不过，这应该不是一部纯粹的自传式电影，而是由我的童年生活联想出来的。另一方面，对于新加坡这个国家来说，那几年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
B：你是怎么试图还原上世纪 90 年代的新加坡的？那个时期对于我们来说很近，但又有一些陌生。
C：首先，我找了很多当年的照片，我自己的和朋友的，甚至去查了一些档案资料。虽然只是 16 年前，但是感觉确实有些遥远了。我依照记忆重新布置背景装饰、房间设置，甚至我母亲当时的发型和口红。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变化很快的国家。
至于选角，真是花了很长时间，尤其是那个小男孩。我花了十个月的时间逛遍 20 几家学校见了 8000 多个孩子，最终选定了 2000 人参加面试。菲佣那个角色，我亲自到菲律宾见了一些演员，其中有一些与已经很知名的导演比如曼多萨（Brillante Mendoza）和拉夫·达兹（Lav Diaz）合作过，我最终选定了 Angeli Bayani，她和达兹合作过几部电影。至于母亲的扮演者杨雁雁，是很早就定下来的，只是后来她突然告诉我她怀孕了，我思考了很久，决定修改剧本以顺应这个突发情况，因为当我们开始拍摄时，她已经有 5 个月的身孕了。
由亲人和菲佣组成的家庭形态是新加坡发展历程中的一段特殊时期。
B：可以感觉得到，虽然这是一部讲述人与人情感的电影，但是却没有试图强加任何情感或判断给观众，也没有刻意地去煽情。
C：我从未在自己的电影中去尝试评断一个人，我觉得用好或者坏都太过于武断。我感觉倒不如说人都是在不同的环境中去反应、回应。也正是这样，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状态非常令人着迷。家庭是一个非常普世的题材，我觉得不少人会在这部电影中找到自己或是亲近的人的影子。
《爸妈不在家》剧照
B：这部电影中有一个地方我很喜欢，就是陈天文饰演的父亲在电视上看到小鸡孵化的过程，就给儿子买来尝试，当然，他对妻子隐瞒失业的情节设计也很有趣。这两个地方让我感觉有那么一点点杨德昌的影子。
C：我觉得潜意识可能是有被杨德昌影响，比如简洋洋在学校看到关于闪电形成的那场戏。我很喜欢杨德昌，但是现在再看他的电影，又会感觉有些地方有点说教的意味，像是在看论文，太硬了。很多人看了片子之后也会和我说很像杨德昌，比如戛纳的一些影评人或者选片人，但其实有时候这样的影响是观众或者影评人看出来的，创作者自己也许并没有感觉到。
B：其实一般观众对新加坡电影的印象都是喜剧片，难得看到这种温馨的讲述中产家庭的小品。而电影中出现的比如脱下裤子在全体同学面前受体罚这样的场景，也的确能反映出一些新加坡国家文化的“特色”。
C：对于新加坡来说，纪律很重要。从 2002 年以后，体罚在新加坡变成一个问题。电影这方面，新加坡有分级制度，也有审查，还蛮严的。政治、种族、宗教等等题材，包括同性恋，都比较敏感，比如蔡明亮的《河流》就是被禁的，《十七岁的天空》也是被禁的，《断背山》没有被禁是因为主角之一死掉了。没错，新加坡电影院中主要放映的是喜剧片和恐怖片，我们国家一年的电影产量大概是 10 部，而其中大概有 9 部是主流商业电影。这部电影或许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帮助新加坡年轻导演打开更多的门。
B：《爸妈不在家》之后，你会继续这种以小博大的创作方式吗？
C：其实我是一个蛮有野心、想不断挑战自己的导演。我希望接下来的作品是气度更大一点的，但我的感官、氛围是不会改变的，我对生活中那些细腻、精致的事情更敏感，也看得更加清楚。而且我喜欢抓住人与人之间那些很微小的互动，但不代表我不能在更大的环境中去创造这样的东西。再回到《牯岭街》，它其实是用一个很大的背景去讲家庭这个课题。再比如，我会想拍的电影是《断背山》那样的，它的故事其实很小，只是两个人的关系。我觉得李安对他的故事、人物永远有一颗谦卑的心。我的下一部作品应该会是在英国拍，会是一部英国片。
B：第一部长片就获得了这么大的成功和荣誉，你对一些怀抱理想的年轻电影人有没有什么建议？
C：我觉得亚洲现在最缺乏的不是导演，而是真正有品位的制作人。当然，当导演的确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觉得想要成为一个好导演必须有三大元素：品位、成熟、氛围，而后两者又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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