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只是想拓展一点点自由的边界、禁令的边界。我们从来不希望看到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垮掉，看到波兰变成一个自由国家。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扩展界限，让我们的党不能只是自我统治，而要承认它所管理的社会发出的声音。”
1965年，一位波兰影评人发出这样的惊叹：“谁能有同样残酷的勇气来以这样的方式表现自己的祖国？我们残忍而忠诚、勇敢却愚蠢。我们的国家没有头脑与政治，只凭着赤诚和重拳毫不犹豫地走向毁灭。”
让影评人惊叹的是安杰伊·瓦伊达（Andrzej Wajda），时年39岁的波兰著名导演；那部电影是《灰烬》——描绘了一支消失的波兰军队的战争电影。
安杰伊·瓦伊达 2006年2月15日的第56届柏林电影节上，80岁的瓦伊达捧起代表终身成就奖的小金熊。6年前，他还曾获得第72届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电影能直击人们的良知。我觉得自己没有浪费这一生，因为我对政治事务做出了一些贡献。”瓦依达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充满传奇色彩的导演、冷战时期的电影英雄、波兰现代电影之父……拥有着这诸多头衔的瓦伊达，其电影创作的一生与波兰的政治、经济紧紧相连。
1926年3月6日，安杰伊·瓦伊达出生于波兰苏瓦尔基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波兰军队的一名军官，母亲在一所乌克兰学校教书。无论是军官还是教师，都不仅是为自己，更是为他人工作。“这在当时的波兰知识界是绝对的信条，我简直不知道还能怎样。你为他人而活，而不是为自己。”瓦伊达在自传性影片《债与信》中这样说道。
瓦伊达13岁时，二战结束了他田园诗般的乡村生活。他的父亲在战争中失踪，母亲开始做工以维持生计。波兰政府严锁战争消息，直到1989年，他们才能在家族墓地里正式记下父亲的牺牲地。
考军校失败后，瓦伊达进入克拉科夫一所绘画学校学习——当时这在德军占领下是允许的。然而随着波兰沦陷，他必须做工人才能被允许自由活动。他的校园生活与个人生活截然相反。画裸体与鲜花、沉浸在法国精神中的学生瓦伊达，穿着父亲留下的褪色海军制服，不得不在火葬场的浓烟、街头围捕、波兰起义中决然行走。他已经学会了不依赖任何人；而关于二战的年少记忆，更构成了他日后创作“战争三部曲”的重要来源。
战争年代，波兰画家们以只画风景表达沉默的反抗；二战胜利后，他们与当局严格的文化政策起了冲突。“我们喜欢描绘新政策下的、被苏维埃化的波兰，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仅仅只能模仿苏联绘画。那样是没有出路的。”1949年，在瓦伊达正式学习绘画的第3年而非常迷茫的时候，他偶然看见了罗兹电影学院的招生启事。
在五十年代的电影学校，矛盾的教授们一边希望学生创作更多符合现实要求的作品，一边带他们走进真正的电影艺术。瓦伊达不能拍摄肺结核病人——尽管当时肺结核正盛行——被认为太过消极；他又接触到大量的法国先锋派电影作品，看到了电影的另一面世界。
《下水道》日本版海报 1954年的《一代人》是瓦伊达的处女作，描写了有冒险冲动、个人理想和恐惧感的青年战士形象；《下水道》讲述了1944年华沙起义的最后，部分抵抗者只有下水道逃生、令人绝望的悲剧：它们与《灰烬与钻石》一起，突破了传统主流意识，构成了使他获得声望的早期代表作“战争三部曲”。
《大理石人》及其续集《铁人》是瓦伊达最有名的作品，分别创作于1977年和1981年,被称为波兰“道德焦虑影片”的代表作。《大理石人》揭露了一个人的内心秘密，一个被包装成典型模范的人物撇掉了国家的“坚硬”外壳，暴露出的人性与脆弱的一面；《铁人》则表现一名记者被指派深入现场采访一起罢工事件、搜集罢工领导者的不利材料，却在最后关头提出辞职……影片隐晦地向波兰人传达了1970年镇压的真相。
“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只是想拓展一点点自由的边界、禁令的边界。我们从来不希望看到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垮掉，看到波兰变成一个自由国家。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扩展界限，让我们的党不能只是自我统治，而要承认它所管理的社会发出的声音。”
瓦伊达不仅是出色的导演，还是著名的编剧；2002年，他在华沙创办电影学校，招收电影专业学生和有独立创作经验的导演；他还曾是波兰议会议员。他似乎永不疲倦。
他表达了对当今政治电影的忧虑：“当时那些电影上映时，影院里座无虚席。但现在，政治电影已经没有观众。”
80岁的他还希望能在今年完成一部新电影，有关前苏联1940年在卡廷森林中对波兰战俘军官实施的大屠杀，他的父亲就在那场灾难中死去。“我计划将这部影片的重心转到个人角度——等待父亲归来，不知道他是生是死，最后才意识到他永远不会回来了。”
本文原载于《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陈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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