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电视剧《山河月明》热播，“胡蓝之狱”从历史烟尘中浮出“真容”。它是“洪武四案”之一，其杀人之多、株连之广、结果之恶为历史之罪。诚如赵翼所言，朱元璋“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
“胡蓝之狱”指胡惟庸案和蓝玉案。胡惟庸原是朱元璋府里的一个小官，此人颇有权谋，与丞相李善长是同乡，又是亲戚，因此得到李的极力推荐。才洪武三年，就升迁为中书省参知政事，不久，出任左丞相。起初朱元璋“以惟庸为才，宠任之”，胡惟庸比较勤勉，“尝以曲谨当上意”，也很会来事。二人一比较，朱元璋便以“无所建白”为由，将右丞相汪广洋贬为广东参政，由胡惟庸接替。
李善长因病辞官后，很长一段时间，“帝难其人”，丞相的人选确定不下来，中书省由胡惟庸一个人说了算，而且在没有副手的情况下，一干就是好几年。中书省是神经中枢，综掌全国大政，丞相只对皇帝负责。在胡惟庸之前的“二相”，李善长资历老，小心谨慎，汪广洋偏爱喝酒，庸碌无为，惟胡惟庸最久，权也最重，那情形真是“宠遇日隆，独相数年”，无人可比。
权力就像一根“魔棒”，胡惟庸开始飘飘然了。仗着是“淮西帮”，又有元老重臣支撑，便一意孤行起来。内外诸衙门给皇帝报告的奏折，他先要自行拆阅，径自处理，对自己不利的就隐匿不报；对于朝廷上官员的生杀升黜大事，时常不经奏报便独断专行。一些“躁进之徒”，失去职位的功臣武夫，竞相奔走于他的门下，贿送的金帛、名马、玩好之物，不可胜计。胡惟庸的飞扬跋扈，朱元璋自然看在眼里，他已经觉察得大权旁落，但他隐忍不发。当他暗暗对这位权臣的行为有足够多的了解后，他发现胡惟庸不仅擅权，还贪婪好利，便开始琢磨如何拔掉身边的这根“刺”，并对他进行监视。
再说汪广洋自贬后，心中忿忿不平。这位沉溺酒色的庸官，可能在某次酒桌上捕捉到一点“风动草响”，洪武九年的某一天，一份弹劾胡惟庸“后台老板”李善长的奏本，不早不迟呈到朱元璋手里，奏本不外说说李善长狎宠自恣，有大不敬的行为，应予惩处云云。但是，这一奏劾正合朱元璋的心思。于是，朱元璋又将汪广洋调回朝廷，并很快升任为左丞相，目的是让他对胡惟庸的行为有所牵制和监督。
但汪广洋并不完全懂得皇上的用意，升任左相后，非但没有起到监视、干扰胡惟庸行为的作用，反而对胡惟庸敬而远之，虚以为蛇，以自保为得计。胡惟庸见汪广洋比以前更加怯弱，就不把他放在眼里，做事更加肆无忌惮。
朱元璋只能亲自出马。他先是对中书省的权限作出裁抑。洪武十一年，又“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很显然，这是针对胡惟庸时常“不上闻”所采取的对策，要求众臣奏疏直接上交皇帝，表明对中书省胡惟庸擅权的强烈不满。
这时候，徐达弹劾胡惟庸的奏折也到了朱元璋手里。胡惟庸听到消息，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收买徐达的身边人陷害徐达。胡惟庸还在朝廷不断培植亲信，壮大私人势力。《明史·胡惟庸传》说，胡惟庸与得罪被遣返的吉安侯陆仲亨、平谅侯费聚密相往来，以权利对二人威逼利诱，“令在外收集军马”。如果属实，那就极其危险了。当下的情形是，各地一些想要当官的，希望出人头地的，“争走其门”。这样，在胡惟庸的手下出现了一个集文臣、武将于一体的小集团。
朱元璋最不能容忍胡惟庸的“擅权僭越”，而胡惟庸利令智昏，尤其是刘基死后，更加无所顾忌。这时候，又发生了几件有意思的事。一件是，盛传胡惟庸定远老家的井中，突然生出石笋，出水数尺。献媚的人争相说这是祥瑞之兆。第二件是，有人说胡惟庸祖父三代的坟墓上，晚上有火光照亮夜空。胡惟庸听到后，当然更加高兴和自负。
胡惟庸的不少罪状，是在他被处死以后多年，陆续暴露出来的，《明史·胡惟庸传》有一句话，说：“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如与元顺帝的儿子勾结，“请兵为外应”等等，怀疑是加上去的。但有一点，胡惟庸擅权专行，操弄“生杀黜陟”，已经威胁到了皇权。因为，朱元璋把朝臣专权认为是很坏很坏的事，这也是元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因此，他才下定决心，剪除这一心腹之患。
恰在这时，中书省擅自将贡品扣押而不上奏，并阻拦贡使入朝，这可是严重的擅权。太监得知此事，马上禀告皇上，朱元璋大怒，指责宰臣有欺君之罪，胡惟庸、汪广洋见势不妙，立即叩首谢罪，乞求皇帝宽恕。但是，朱元璋此时已“吃了秤砣铁了心”，要将擅权的诸臣一网打尽，只是在等待机会。
御史中丞涂节似乎看出事情的苗头，为了摆脱自己的干系，开始揭发两位宰臣的罪行。他首先奏告前几年大臣刘基患病，是被胡惟庸毒死的，且汪广洋也应该知情。朱元璋把汪广洋找来问话，哪知汪广洋一问三不知。朱元璋一怒之下，将汪广洋贬黜广南。事后，朱元璋仍越想越气，认为汪广洋玩忽职守，罪不容诛，便派出使者，临时加上其他几项罪名，将汪广洋就地赐死。
十三年正月初二，涂节又奏告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企图谋反。朱元璋认为时候到了，立即下诏将其逮捕审讯，并亲临法庭鞫问。形势急转直下，大臣们也一个个递上奏章，弹劾胡惟庸等人的罪状。几天之后，胡惟庸即被处死。此案牵连亲属、党羽被杀者15000余人。
胡惟庸案从正月二日告发，到六日赐死，短短5天时间里，一个涉及朝廷众臣的大案即草草审结判处。朱元璋对杀胡惟庸找的理由是“奸臣窃持国柄，妄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蛊惑政治，谋危社稷”。
胡惟庸案前后延续了十余年之久，因此案被灭的有几十家王公贵族。朱元璋以《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数年未清。朱元璋下令废除中书省，不设丞相，六部直接听命于皇帝，并立下法规，“嗣君也不得再设丞相，群臣敢有请立者处以重刑。”这样，延续几千年的丞相制从此消失了，在没有任何权力中心与皇帝抗衡了。
胡惟庸死后八年，李善长也被牵涉到胡案里。要说李善长是开国功臣，朱元璋曾把他比作汉代的萧何，对他十分倚重，两人相较也深厚。朱元璋当上皇帝后，二人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洪武四年，李善长患病在家，多日不能上朝，心中不安，便上书恳请退休。李善长这样做，本想试探一下皇帝对他的态度。李善长以为，皇帝定会挽留他的。谁知朱元璋立即准奏，这对李善长无异于当头一棒。事后，朱元璋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便将临安公主嫁给李善长长子为妻，李善长又成为皇亲国戚，表面上仍恩遇有加。
现在有人状发李善长，说他曾经和胡惟庸有密谋，又是亲戚，在胡惟庸案中漏网了，应当治他的罪。朝臣也以此事上章弹劾李善长欺罔皇上，擅作威褔，甚至连李府的仆人也起来告发李、胡当年密谋、通贿诸事。结果，一代开国丞相、勋臣李善长以十恶大罪伏诛，连同一家老小70余口，满门抄斩。
刚过了几年太平日子，到二十六年，有人告发大将军蓝玉谋反，于是，又一桩惊天大案爆发。蓝玉早年即投朱元璋，最初在常遇春帐下，也是他内弟。蓝玉是个高个子，红脸膛，作战勇猛，且富于谋略，所向皆捷，屡立奇功。最大的功勋是在二十一年，蓝玉率15万大军，长途跋涉进入沙漠，追击元军残部，一直打到儿海即今天的贝加尔湖，大胜而归。朱元璋对蓝玉褒奖有加，比之汉代名将卫青，进封凉国公。
那时候，大将中徐达、常遇春已死，蓝玉的地位突显出来，成为朝廷数一数二的战功累累的大将。朱元璋对蓝玉特别器重，封他为候，他的女儿也被册立为蜀王的王妃，与皇帝成为儿女亲家，而常遇春的女儿又是懿文太子朱标的元妃。在这种关系下，蓝玉不免骄傲恣肆起来。有一件事，直接改变了朱元璋对蓝玉的看法。当时，朱元璋命蓝玉固守西番边地，刚愎自用的他擅自挥师西进，结果无功而返。朱元璋一贯看重军事指挥权，蓝玉却不停号令，进止自专，朱元璋对此大发雷霆，蓝玉却对此一无所知，依然我行我素。当蓝玉奏请移师讨伐西南诸夷时，朱元璋二话没说，勒令他班师回朝。
蓝玉回到京师，朱元璋让他去兼任太子太傅，蓝玉却嫌官位不显，自以为功勋盖世，不乐意在冯胜之下，理当升太师之职，便当着朝臣的面，大声说：“我难道不可以做太师吗？”此后，蓝玉几次上奏论事，朱元璋都不予理会。蓝玉心中更是怏怏不快，对同僚们说：“上疑我矣”，自知已失去回到的宠信。
这时候，有关蓝玉的各种信息，源源不断汇总到朱元璋那里。主要有：蓝玉纵容家奴侵占民田，又藐视官吏，驱赶御史等等，就连他“毁关而入”的信息也传到皇帝耳朵。那是他征讨北元回关，天色已晚，按照规矩，晚间不得放任何人入关。蓝玉骄恣放纵，就把城门给拆了。另外，蓝玉还擅自提拔将校军官，随意任命官员职务，不向皇帝报告，这也是严重的越权行为。
蓝玉与太子朱标的关系一直不错，盛传有一次，蓝玉自北方班师回京，暗自对太子说：“我看燕王有不臣之心。风水先生也说：燕地有天子气，殿下要小心提防才是。”太子却不以为然地回答：“燕王对我师父恭谨，我看不出什么来。”蓝玉说：“殿下待臣不薄，所以，我将心里话告诉你。”结果，这话传到燕王的耳朵里。燕王开始对蓝玉恨之入骨。不久，太子病死。燕王朱棣被召回京城。皇上问他：“近来民间有什么传眼，对朝廷看法如何？”燕王若有所思地回答：“一些公候贵戚纵恣无度，手中又握有兵权，如不除掉，将来后患无穷。”这话内有所指，朱元璋也心领神会。
很快，锦衣卫有人向朱元璋奏告蓝玉谋反，说蓝玉串通他人，想在皇帝出宫耕种籍田的时候准备起事。第二天，蓝玉上朝，被当廷逮捕入狱，次日在锦衣卫审讯。蓝玉作为一员猛将，体魄魁梧，声音洪亮，面对锦衣卫官员，他反复辩解。虽受毒刑拷打，声嘶力竭，也不肯诬服。法官只得杂取其家属在严刑逼供下的“口供”作为证据，结案上报。
三天后，蓝玉被杀，并抄灭三族，此案蔓引牵连而被诛杀一万五千人，其中候、伯者10余人，此案把军中骁勇善战的将佐差不多杀了个干净，一些与蓝玉略有交往的文人墨客也难逃厄运。蓝玉死后，朱元璋又找借口杀了宋国公冯胜，颖过公傅友德。到朱元璋死前这一年，开国功臣被封为公候还活着的只有两人，其他人全被杀了。
胡蓝之狱，无论正史、野史，都提到二人有谋反之心。其实，这不可信。胡、蓝二人，任何阴谋都可能有，说他们密谋造反，几乎不可能。胡惟庸从未带兵打过仗，蓝玉被杀到洪武二十六年，这些人几乎没有任何反抗，还奢谈什么谋反？特别是蓝玉，死到临头，还不知道有人要杀他，如果说他有逆谋，不至于落得个束手就擒。所以，谈迁就说，蓝玉没有封成太师，还为此斤斤计较呢，哪里有更大的野心！他们多是“富贵骄溢，动结疑网，积虑不解，衅成钟室”造成的一桩桩惨案。
朱元璋起于微末，与他出生入死的兄弟，称帝前地位是平等的，称帝后，一切发生了变化，所谓“起自闾巷，而贵为天子”。许多功臣大将并不适应这种剧变，昔日的兄弟，忽然间有了君臣之分，要匍匐称臣，这就是草寇朱元璋与大明皇帝的区别。但他们不习惯了这种上下等级，变成为新贵后，愈加变得居功自傲，擅权威富，以至于频频发生“擅权挠政”“进退自恣”之事。而这些“不法”之事，都是专制皇帝所不能容忍的。
朱元璋屡兴大狱，还因为他从中看到了险恶，朱明江山如何巩固到底？那些骄横专行的权臣，居功自傲的悍将，在他死后，子孙们还能驾驭得了吗？这成为朱元璋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据说，太子朱标曾劝谏他不要滥杀无辜，以免伤了君臣和气，朱元璋当时没有吭声。第二天，他拿着一根满是荆棘的棍杖丢再地上，让朱标去捡，朱标看到上面都是刺，面有难色。朱元璋拿起荆杖，用利剑削去上面的荆棘，交给太子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替你吧这些刺削掉，再交给你，岂不更好！我杀的都是邪恶之人，把内部整顿好了，你才能当这个家。”这有点编造的成分，但蓝玉案发时，朱元璋已经66岁，当时懿文太子病故，皇太孙又显孱弱，蓝玉必是未来小皇帝难以驾驭的第一人。所以，必须除掉他，保护未来小皇帝不受威胁，也为巩固朱家皇位扫清障碍，使皇太孙在继承帝业时万无一失。
这就是“胡蓝之狱”背后，朱元璋的最大算计。
（吴子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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