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写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文中批判了十八年前曾经引起轰动的电影《清宫秘史》。1月5日，香港《文汇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朱石麟哆嗦着读完姚文元这篇文章，已是神思恍惚，难以自持。据他的女儿回忆说：“他看完报之后，想从帆布椅上站起来，站了几次没有成功。
本文原载于文化中国网
作者：琪葵
朱石麟这名字现在听起来有些陌生了，但是在旧中国影坛，后来又在香港电影界，特别是在大量起用和培养电影人才方面，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朱石麟原籍江苏太仓（故居在太仓文庙西南平桥头），1899年出生于广东。幼年时双亲病故，及长肄业于上海工业专门学堂预科（旧名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1919年后在汉口中国银行和北京陇海铁路总局供职。他在东华门大街上班，办公室的对面正好是真光剧场（解放后改为儿童剧院）。一有空，他就溜到这个具有一定品位的剧场去欣赏电影，看的主要是美国影片。天长日久，执著痴迷，无师自通地对电影技法似有所得，下一年索性考入剧场，为《真光影报》撰写电影本事和评介文章。1923年又进入罗明佑的华北电影公司任编译部主任。
朱石麟
1926年一个寒冬的夜晚，他到北京火车站接亲友，在候车室坐等时仍然争分夺秒地赶写剧本。北国的冬夜峭寒刺骨，第二天，他的腰腿就痛得难以下地，后又为庸医所误，导致胯关节僵硬，终致残废。他在病榻上受尽折磨，曾经万念俱灰，但仍在三年卧床休养期间，在病床上用一块木板当书桌，构思编写了多部电影剧本。1930年他撑着拐杖刚能下地行走，就聘请阮玲玉拍摄了所写的短片《自杀合同》。随后，与友人罗明佑合写的《故都春梦》由后者携至上海拍摄。此片由孙瑜导演，演员有阮玲玉、林楚楚等人，编、导、演结合上乘，上映时很受好评。编剧朱石麟的名字，自此叩开了中国电影界的大门。
不久后，朱石麟告别北平，南下上海，正式加入了罗明佑主持的联华影业公司，任编译部主任兼代经理。1934年联华第三分厂成立后，他改任厂长并始任导演，逐渐形成自己的电影理想。
“八一三”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后，朱石麟的电影活动被迫退入“孤岛”租界地区。他的活动方式有两方面。一是凭借古文底子深厚，对京剧又有所研究，在合众公司、春明公司拍了几部古装片，其中有英茵主演的《赛金花》。二是编写了京剧《徽钦二帝》和《文素臣》，前者是为京剧大师周信芳（麒麟童）的“移风社”编写的，后者为连台戏，由周信芳和王熙春在卡尔登剧场演出，盛况空前。此外他还编写了直抒爱国情怀的京剧《文天祥》和《明末遗恨》。
1941年朱石麟主持大成公司期间，认识了原在银行界工作的李沛霖。此人文学底子深厚而又酷爱京剧，朱石麟就鼓励他写电影剧本，并把他的名字改为桑弧。一位后来蜚声中外电影界的电影人又在朱石麟的奖掖和培养下成长起来了。
上海租界沦陷后，国民党宣传部长吴开先曾秘密召集在沪的一批名导演卜万苍、马徐维邦、朱石麟等十二人叙会，允许他们参加敌伪的“华影”做“地下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来沪的国民党接收大员因派系之争，竟不顾以前诺言，把这批导演列入另册。此事虽于一年多后清白结案，但对朱石麟的影响很大，总觉得沪地已不宜久留，而此时适有邵邨人的香港之邀，就决定只身去港为南洋影业公司拍片。
1946年5月朱石麟来到香港，他当时的助理导演，就是1952年回内地工作、拍摄了《林则徐》（与郑君里合导）、《红楼梦》和《阿Q正传》等优秀作品的导演岑范。
《新寡》海
当时香港各方面的条件不如上海，电影的票房与口碑都说不上亮丽。朱石麟初来乍到，为南洋拍了几部影片，并未受重视。不久，随着香港经济的起飞，出现了实力雄厚、设备先进的永华公司。永华网罗了在港的电影精英，编导有欧阳予倩、卜万苍、张骏祥、李萍倩、马徐维邦、程步高、屠光启诸人，当然不会遗漏来自上海的朱石麟；演员有白杨、周璇、舒绣文、李丽华、袁美云、刘琼、陶金、顾也鲁等人，可谓人才济济。朱石麟眼看香港电影事业欣欣向荣，就把家眷接来，安心工作。
1948年，一个诱人的选题吸引了朱石麟，这就出现了在中国电影史上云绕雾障的历史片《清宫秘史》。此片改编自姚克的舞台剧《清宫怨》。《清宫秘史》写清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和以光绪帝为首的维新派之间的宫廷斗争。电影由舒适演光绪，周璇演珍妃，唐若菁演西太后，一流的演员，出色的演技，尤其是舒适饰演的光绪所表现的悲剧性格，可看性很强。1948年底拍成后在全国各地放映，引起轰动，后又去美国、日本公映。1950年参加瑞士罗卡洛影展，被评为当年最重要的一部影片。
朱石麟1950年加入了由老影人费穆主持的龙马影业公司，“龙马”的9部作品有8部是他执导的。费穆去世后，朱石麟筹组了凤凰公司。这段时期，他拍了十多部思想性和艺术性并重的现实主义作品；他很看重剧本的编写，认为“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应不断地提升内容创意和制作能力。1952年他导演的《一板之隔》，在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编的《世界电影词典》中，被认为是一部“敏锐、温文而沉静地分析的电影……以创新现实主义手法来反映居住问题，比后来第昔加的《罗马屋檐下》还胜一筹。”
1951年朱石麟以香港代表身份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南区文艺工作代表大会。1954年起任全国政协特邀代表和全国文联理事。他导演的《一板之隔》和任总导演的《一年之计》，曾获文化部建国初期的优秀影片奖。1957年《北京日报》与北京广播电台举办的群众性评选国内优秀影片活动中，他编导的《新寡》被选为十大优秀影片之一。他在港的孩子上小学，要找悬挂五星红旗的学校。他从内地参观回港，就召集电影公司同人介绍祖国的建设情况。他在香港的生活也是愉快的。他以残疾之身和同人们一起参加各种活动：拉胡琴，唱京戏，打乒乓球，跳交谊舞。他在香港，不仅是电影界新现实主义学派的领导者，而且为海外爱国主义电影树立了一面旗帜。
《清宫秘史》海报
可是“工作量一直超过了生理的负荷”，他被医生诊断为神经性高血压。1965年他不过60岁，已是白发无情侵老境，颇有迟暮零落之感。当时本地舆情对他的作品颇有微辞，使他难以接受，心情更显郁悒。
而致命的打击终于在1967年发生了。是年元旦，北京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写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文中批判了十八年前曾经引起轰动的电影《清宫秘史》。1月5日，香港《文汇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朱石麟哆嗦着读完姚文元这篇文章，已是神思恍惚，难以自持。据他的女儿回忆说：“他看完报之后，想从帆布椅上站起来，站了几次没有成功，妈妈想去扶他起来，可是他固执地不要，他停了一下再使劲拉着椅柄站起来，成功了，可是他没走几步就倒地了。”朱石麟当即被送当地法国医院抢救，终因脑溢血于当晚告别尘世，终年68岁。
1976年“四人帮”覆灭后，《清宫秘史》冤案被平反，朱石麟恢复名誉，而那时他已离世9年了。
据不完全计算，朱石麟一生编剧（包括联合编剧）66部，导演（包括联合导演）67部，总导演18部，合计为151部，耕耘一生，收获丰硕。
我的妻子与朱石麟的女儿朱楠女士，是上海一所大学的先后同学。后朱楠与她的夫君李心岩投身于解放军外语学院，与我妻又同在一所学校任教。我们两家在塞外山城、在黄河之滨都曾共处，后来又都回到上海定居，一直过从甚密。谨作此短文，以纪念这位名导演，也算是我这晚辈献给他的心香一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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